墨锋藏书阁——《反经》
01.04.2020
《反经》原名《长短经》。长短一词，在我国的传统语汇中，有多重含义，一般泛指是非、得失、长短、优劣等。本书作者赵蕤，是一位隐逸高人，唐明皇数征不起，他的生平事迹自然鲜为人知。宋人孙光宪《北梦琐言》云：“赵蕤者，梓州盐亭县(即今四川盐亭县)人也。博学韬钤，长于经世。夫妻俱有节操，不受交辟。撰《长短经》十卷，王霸之道，见行于世。”《唐书·艺文志》言：“蕤，字太宾，梓州人。开元中召之不……。是书皆谈王伯经权之要，成于开元四年。自序称凡六十三篇，合为十卷。”《唐书》与晁公武《读书志》所言卷数并同。明洪武时沈新民《跋》称其“第十卷载阴谋家本阙，今存者六十四篇”云云。然现仅存九卷。佚其一卷而反多一篇，与蕤《序》六十三篇之数不合。勘验所存，实为六十四篇。疑蕤《序》或传写之误。其第十卷所谓“阴谋”者，今已不可考。中国早期的思想形态带有一种“宗教神学”的特点，“天”“神”是其主要内容，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按照西汉后期著名学者刘歆的分类共有十家：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反经》是对唐之前历代智谋权术的一次全面总结，书中所征引的前代著述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包，基本涵盖了十家的重要内容，尤其可贵的是作者所引书目中，不少著述今已散佚，如《玉钤经》、吴人张微的《默记》等。因此，从另一角度看，这无疑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因此有“小资治通鉴”的评价。
作者总结历史上的知人之法，归纳出“观诚”、听气”、“察色”、“考志”、“测隐”、“揆德”、“察相”等七种方法，这就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各个领域的决策者如何统御部属的首要的难题。“立国之本，刑与德也。”所谓德治，是指统治者以身作则，以高尚的德行教化、感化臣民，使全国人民降心服志，从而逐渐形成甘愿为国效命、无私奉献的道德风尚。然则有德无刑，人臣会渐生涣散贪妄之心，奸凶腐败必将滋蔓。因此，统治者既要宽仁大度，以德服人，又要严肃刑法，赏罚分明。作者在通过君德、臣行、人才、理乱、适变、机遇这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阐述谋略在政治军事中的作用时，使用了一种十分睿智的思维方法——逆向思维。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虽然被推崇为不容怀疑的五帝三王的治世之要，然而赵蕤纵观历史，发现这八大治国之术无不存在着流弊。他指出，仁爱讲过了头，很容易导致伪善；礼仪太繁琐了，会让人丧失本色；社会太重视名声，就会产生劫夺的野心；过于注重刑罚，执法人员就要以强凌弱。《反经》一书的灵魂也全在这个“反”字上。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立场不同，观念就两样；同时所谓“反”，是指任何一件事，没有绝对的好坏，因此看历，看政治制度，看时代变化，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书至此处已在前人的思想高度上接近了辩证法的本质。
辩证思考、兼容并包的特点在作者的开篇自序中就有体现：“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岂非随时投教沿乎此，因物成务牵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邹子曰：“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诈，正道陵夷，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扶颠定倾，其归一揆。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论通变者，并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反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
